quote: 多少年来，基辛格从未离开过美国外交政策的圈子，尼克松和福特时期是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，离开美国政府后依然从事外交政策咨询。美国外交圈中，他是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最多的人，从周恩来、毛泽东开始，到邓小平和江泽民，都有过深入的接触和敏锐的观察，但在书中他极少发表政治见解，大部分时候是在引述其他当事人的态度和立场。
这正是本书受到一些人批评的地方，有些评论者认为他一味欣赏中国领导人如何运筹帷幄，却没有对中国的外交内政做任何批评。这些评论其实并没有错，但是却批错了对象，我们不能忘了基辛格是一位职业外交官，不是一位政客或是政治活动家。他在观察评论他人之时，基本上都是以其外交手腕、谈判技巧、审时度势获取最大利益的能力作为标准。对于美国政治活动中的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，他的看法是理想主义者必须认识到“理念的实现需要时间，因根据形势做出调整” ；而现实主义者必须理解“价值观的实际意义，并将之融入实际操作中”。
他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也是采用同样的标准，凭着他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，基辛格从不相信他们的外交作风、谈判手腕是来自于意识形态，他相信这些共产党人其实都深受儒家思想熏陶，考虑问题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都和他一样深信地缘政治，在意识形态僵硬的外表下却是灵活的外交方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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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On China》全书中，基辛格一直试图在现实外交的背后寻找历史文化的根源，所以不难理解当他在展望中美关系的前景时，依然是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线索。他用的例子是1907年英国外交官克罗(Crowe)在德国统一时写给外交大臣的秘密文件《克罗备忘录》，声称英国与德国必有一战。基辛格对美国领导人的告诫是，如果你把“与中国一战”看成不可避免，那么所有中美之间的纷争都可能被看作是这场战争到来前的信号，长此以往中国真的可能变成美国的敌人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这话是对美国人说的，其实同样适用于中国。而中美之间必须找到的，是一种“共同进化”的方式，彼此追求实现各自对内的使命，双方尽可能合作，并随时调整外交关系以减少冲突。基辛格本人，可以说一直是这一理念的积极实践者。
ref: 基辛格 @ China
